作为检察新闻人，我有很多机会接触身处不同年代、身负不同故事的检察人。把这些故事整合在一起，有些像拼贴，却又蕴藏深刻隐喻，因为它们织就了普通检察人在这四十年里翻过的山、走过的路。
这里有50后、60后、70后、80后的故事，这些故事看似属于他们自己，却又属于一个时代。“一均之中，间有七声。”正是这些看似零落的声响，凝聚为合声。
1
唐庆明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抱着血衣坐公交车去开庭，味有点大。”他说罢苦笑。
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唐庆明正在苏州市卫校学医，当时规定已有学籍的学生不能参加高考，他有些懊恼。没过多久，他从卫校毕业，在基层从事医疗保健工作。
从20岁到30岁，他都在城镇防疫部门工作。有一年疫情，他是医务队一员。感染者送医后，医务人员需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他们堵在患者家门口，一蹲就是七天七夜。工作内容包括对患者家中进行消毒，向屋内传递食物，对粪便进行石灰封固处理。
1986年，唐庆明通过招干考试进入市检察院工作，跨界成为一名检察官。凭着一双犀利的“医眼”，他常作出睿智判断。
市里有条叫“之一天门”的弄堂，里头发生了一起命案。丈夫怀疑妻子有婚外情，跟踪妻子至弄堂内，气不过，一拳朝妻子面部打去，岂料妻子倒地死亡。当时刑检科批捕起诉一体，有命案发生，必然提前介入，大家怀疑女子本身有其他疾病，才会一被击中即毙命。唐庆明一眼便看出，正是这一拳导致了死亡结果，他认为，女子面部被猛拳击中，冲击力过大摔倒导致后脑勺着地，颅内出血的可能性极大。
那时，同事们背过身去不愿直面尸检，唐庆明却看得入神，时不时还和法医聊上几句专业术语。当他看着被害人颅骨被锯开，观察到颅底骨折、颅内出血、脑膜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严重，而开胸后则发现其他脏器均无异常时，他更笃定了自己的判断。最终，法医的鉴定结果与他的判断一致，女子死因被确认为拳击后倒地致脑部受伤，其丈夫罪责难逃。
他还曾避免过一起冤假错案。
1988年，吴江郊区发生了一起诡异的杀人案，一位大爷在自己经营的小卖部里被人用被子捂死，床头柜内一元以上的纸币全部被盗，只有一些角币散落一旁。尸检结果证明，大爷的死亡时间是夜间。
在沉重的破案压力下，被拘捕的嫌疑人有些“牵强”——该男子体力好，好赌博，经济状况差。唐庆明问：“为什么没拿零钱？你怎么看清大额纸币和角票？”男子答：“我是拉线开灯看的。”“灯绳在哪里？”“在半空中。”
实际上，唐庆明事先已对现场细节进行了细心观察，大爷的灯绳在墙上过线，是沿着床板平面贴墙走到床侧的。这个巧妙的设计，让躺着的人伸手就能够着拉灯线，可外人根本发现不了，根本不是男子所说的“半空中”！该男子被无罪释放。
80年代办案条件差，唐庆明几次去常熟、张家港办案出庭，都挺折腾。他家不远处就是长途汽车站，每次书记员一大早骑自行车到他家，把自行车存下，两人再一起去乘长途车。那时，刑事案件的物证由检察机关当庭出示。因为制服上的肩章醒目，手上又提着卷宗和物证，物证有时是斧头，有时是砍刀，常见的是血衣，同车群众常好奇地上下打量他俩，然后纷纷避之唯恐不及。他还记得有个案件，从发案到开庭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血衣腐臭难闻，他们就这样一路挨着气味儿去开庭。
我认识老唐的时候，他“驻扎”在看守所已多年，快要退休。他退休后，同事讲高墙里的故事，也提起他。曾经，这里有个三十多岁的女毒贩，性格温和，平时常和大家聊天，唱歌也很好。后来执行死刑，大家都清楚地听到，她在躺上行刑床的时候，对老唐说了句“谢谢”。老唐的眼泪在眼眶里滚了滚，又忍了回去。
这是50年代人——苏州市检察院退休检察官唐庆明的故事。
2
薛小红至今记得：“结婚时帮我贴墙纸的是我师父。”
薛小红桌上有个三五牌机械木钟，刻度圈已泛着不规则的铜绿，每到半点和整点，都会提醒主人时间流逝。它陪伴了他八年，是刚从吴江区检察院调至苏州市检察院工作时朋友送的，因为钟送不得，他付了票子。
那个年代进检察院的年轻人，认师父是一种约定俗成。几对师徒挤在办公室里面对面坐，就算是定下了师徒关系——没有仪式，这种最简单的连接，却缔造了一种最恒久的传帮带情缘。
刚被分配到经济检察科，他就认了师父。师父吴林照是位转业军人，是把办案好手。一次有群众举报吴江养蚕副业公司总经理收受浙江湖州兽药公司的回扣，老吴带着他去湖州查案，岂料这名总经理回扣拿得不算多，不够立案标准，倒是那家兽药公司的回扣单上出现了五六家吴江企业的名称，回扣款项有五六十笔。当时贪污罪更低立案数额2000元，这些单位都符合条件。师父大手一挥：“养蚕公司不用查了！”清单上的几家公司成了重点攻破对象。
一路下来，一口气立了六个贪污案。那一年，二人成了院里的大功臣。
办案是没有车辆保障的，那时检察院一共有两部汽车，一部北京吉普，一部破面包。单位上下三十多人，用车极为紧张，外出办案，短途基本坐公交，长途则是火车居多。他入职之一年，和师父去厦门出差，“真正折腾”。当时上海到厦门的火车不经过苏州，俩人只好提前几天专程坐三小时大巴去上海火车站买票。即使如此，也没买到卧铺，36个小时硬座坐下来，他内外踝的凸起完全摸不到了，小腿上下一样粗。老吴看他紧张的样子，乐了，安慰他说：“这是血液不流通导致的，住下了洗个热水脚，第二天包好上一大半。”后来果真如此，他觉得师父挺神。
坐火车还不算最苦，出差去上海才是。因为住宿报销的额度在上海只够地下室水平，每次只能住在地下室，吃饭也得算着吃，回到单位还要结算粮票来报销。
一次大夏天在工厂办案，他忙了两宿没睡觉，实在困得不行。突然发现厂里有张乒乓桌，把球网一拆，爬上去倒头就失去了知觉。醒来的时候，天花板上黑压压一大片蚊子，身上包块一片，他蒙了半天才发觉。醒来去河边洗脸，河滩上泥地湿石头滑，他脚下不稳，一个挣扎竟踩碎了眼镜，六百多度的近视眼只好眯着眼睛继续办案。
当时办案条件有限，案件突破后嫌疑人休息时，办案人员也支个小床在旁，多是假寐的状态。一次师父带他突破了一个受贿案，立案后让当事人休息。没想到安静没多久，当事人就开始连连扇自己耳光，悔恨“为何承认得如此干脆”。薛小红紧张不已，连忙劝阻，好不容易把对方的一把热泪给收住。
1998年，已经升任批捕科科长的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件。17岁的李林带着10岁表弟赵航去河里游泳，游泳时俩孩子嬉戏，在水中拉扯，赵航溺水下沉后李林意欲搭救，却再没找到表弟。路人听到李林的呼救声后立即报警，表哥被带进了看守所。李林的母亲和赵航的父亲是姐弟。痛失爱子，弟弟痛不欲生，多次找公检法机关和政法委，坚决要求将李林批捕。薛小红犯难，定故意杀人明显证据不足，但若不批捕，又会带来频繁的 *** 或斗殴。当时还少有一线办案部门主动牵头调解的做法，但薛小红认为自己必须迎难而上。最终，双方在他的引导下很快达成了调解协议。案件办完，师父夸他“早已青出于蓝”。
岁月不饶人，徒弟独当一面，师父也渐年长。薛小红记得，出差的时候他犯胃病，是师父为他找人讨了热水一路照顾他，也记得自己结婚的时候，是师父爬上爬下帮忙装修房子，贴墙纸。甚至结婚时放鞭炮，别人都请自家的兄长，而他的师父却前后奔忙。师徒多年，他们从没说过一句煽情的话，却把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最丰富的师徒情意，延展得悠长绕梁。
这是60年代人——苏州市检察院薛小红的故事。
3
“那些年，我一直是住校生。”周晓东回忆。
身形挺拔，简约风格的衬衫，脸上带着谦和的笑意，开嗓说话，一袭润耳的男中音，这就是周晓东了。他曾是反贪人，且在这个极具张力的岗位上工作了十七年，转隶后，他留在了检察院。
2000年大学毕业后，周晓东进入市院从事侦查工作。他说考进检察院是因为制服情结，刚毕业的他和其他同龄男生一样向往着军装和部队生活，当时检察官所穿的是1990制式的军绿色制服，大红肩章还有大檐帽和领花。正因为这一身军绿，不愿放弃法律专业的他选择进入检察院来实现军装梦。
没想到，他前脚踏进检察院大门，后脚就迎来了检察制服改版。这一次，大檐帽、肩章和领花统统没有了，与国际检察官着装主流更协调了。即便如此，制服威力依然如常。曾有一次他到张家港出差，开完庭后为了赶上回家的大巴，制服都没来得及换。途中大巴驾驶员和另一辆车的司机因为车辆的摩擦而发生了纠纷，眼见着激烈的吵架要升级为肢体冲突，周晓东站出来大喝一声。没料到俩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他，立刻噤声不语了。这身制服的威力着实让他印象深刻。
初入检察院住集体宿舍，条件自然有限，只有一间公共卫生间，洗衣服洗澡都在里面。开始两年还没有热水，每天洗冷水澡极大锻炼了大家的身体素质。那时用水用电都按人头算，每每都定时抄表，真真是“薅不了组织的羊毛”。当时隔壁有个舍友对环境要求实在低，宿舍里琳琅满目，女朋友发现这一幕之后实在忍不了，闹着要分手，从此该舍友洗心革面，一举登上了卫生标兵宝座。
因为条件实在艰苦，女生们都不住在这里，整一层宿舍楼都是汉子。都是长身体的青年人，总吃盒饭也不是事儿，周晓东和两个同事组成了搭伙组，一人买菜，一人洗碗，周晓东负责烧菜。当时福利算是好了，偶尔会发瓶色拉油。家在外地的单身汉们领了油没处送，就狠狠往锅里倒。周晓东就是重油厨师，最拿手的一道菜是西红柿炒蛋，油能没过盘面，居然频获好评，人称“油多不坏菜”。
每逢中秋、冬至等需要和家人团圆的节日，没法回家的他们会在单位隔壁巷子里的胡子饭店吃上一顿、喝上一杯。现在馆子还在，店面没改，口味也没变，他还是常去。当时单位对面彩香新村的羊肉店也是他们喜欢下的馆子，便宜好吃，当时的研究室主任谭金土打牙祭还打出了佳作，特地写了篇《羊肉西施》，以感谢老板娘慰藉食肠之恩。
实习期那一年，他的工资只有800块，转正后涨到1000多，但实在不算多。2003年他贷款买了自己在苏州的之一套房子，每个月还贷后手头只剩几百块。日子过得紧巴巴，他也不用家里援助一分钱。后来他才知道，他还不是最拼的，有同事买了房，还着贷，还每月定时打钱给家乡的老父母。
每次办案排班，周晓东都轮到下半夜。凌晨一点从宿舍温暖的被窝里挣扎出来，裹上棉衣出门，当他打着哆嗦经过一间间被睡神统治的宿舍，听见如雷的鼾声和自己呵出的雾气融为一体，内心是崩溃的。但他没有时间崩溃，因为大院里，警车在等他，同事在等他。
在他办过的无数案件里，原平江区副区长、平江新城党工委书记刘某收受贿赂案令他记忆深刻。这个案子并没有多特殊，但刘某让他唏嘘不已。刘某是师级干部，曾在1998年抗洪抢险中不顾安危，带领士兵们跳入洪水中救人而荣获一等功。他转业之后便任副区长，没多久平江新城成立，又兼任党工委书记，此后便迅速腐败，终至落马。市检察院办理的案件嫌疑人大多较为配合，举止也较有气度，失态崩溃难得一见。周晓东记得，把刘某妻子寄语丈夫的视频给刘某看时，这个在讯问过程中从不失态的男人，眼中闪着泪花。妻子说得也很简单，无非是注意身体，家里没事你放心这些，但这时听来，却深情非常。
他每年总有小半时间在外地出差，家庭也顾不上。曾有谈婚论嫁的大学恋人，因为男生从事反贪而两人分道扬镳……
这是70年代人——苏州市检察院周晓东的故事。
4
这是又一个70后的故事。
你可能难以想象，昆山市环境保护公益联合会的创始人，是赵庆！她说自己工作忙，爱好不多，说得上爱好的，就是带着孩子出门看看花草树木、绿水青山，所以当环境污染发生，她忍不了。
2014年，她之一次在调查现场感受到触目惊心的愤怒。那是一家非法电镀工厂，工人把他们带到一个不起眼的车间，暗门被突然打开时，浓烈而古怪的酸味瞬间飘出，她低头一看，水泥地上一片狼藉，甚至被腐化出一条不规则的污水通道！这条通道直接通向雨水管道，含有重金属铬的废水未经任何防污处理，直接排入公共河道。
当时法律尚未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支持起诉更符合法律要求，她发动同事和社会热心人士，筹建了“昆山市环境保护公益联合会”。
2014年8月14日，昆山市检察院支持该市环境保护公益联合会作为原告，对该案提起公益诉讼，该案成为苏州地区之一起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经过三次庭审，被告终于悔悟，将18万元赔偿款缴纳至环境保护公益金账户，案件顺利进入执行环节。
赵庆之一次让大家对民行检察另眼相看，是2013年她刚来时，一口气办了113个虚假诉讼类案。
三名申诉人反映，耿某、张某借款收购苏州一家投资公司及投资在建的大厦项目，两人以高利为诱饵非法集资数亿元。二人联合律师，伪造买房人授权委托书、购房合同等，伪造当事人字迹进行虚假调解，并利用假的法院《决定书》，非法注销在住建局网签登记的购房合同，再以被注销的房产为担保进行集资。
除了这三人，赵庆到公安经侦大队、住建局等部门，调阅卷宗、房屋网签记录、购房合同、调解书、决定书，综合运用笔迹鉴定、辨认、银行查询等手段，最终找到了另外六名被害人，增加认定了113份虚假的法院《决定书》。办案的一年多时间里，民行科两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一度堆满了案卷，到了难以插脚的程度……
其中一个年轻人混迹赌场，借了30多万，其间年轻人被发现癌症晚期。债主让他用父母的房子作担保，他假冒了母亲的签字。但事实上，债权人不仅认识年轻人的父母，也知道老人不认字，但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未提及这两点，法院判决后，要强制执行二老的财产。
年轻人的母亲是河道清淤工人，一个月千元工资，不仅要养活全家人，还要照顾孙女，即使儿子不孝，她依然坚持给儿子治病。无奈之下，老太太天天去法官那儿哭诉。赵庆知情后，主动联系她着手调查。
经过笔迹鉴定，年轻人承认名字是冒签的，原告也承认这点。案件再审之后，法院免除了这位母亲的债务连带担保责任。
再去看望这个年轻人，赵庆发现他的淋巴癌扩散了，不停地吐血，他虚弱地说：“现在撇清了我妈妈身上的债务，我对妈没有亏欠了，终于能走得安心。”头发花白的母亲站在一边，老泪横流……
那天晚上8点多，赵庆在 *** 里跟我介绍这个案件时她还在加班。说到后来， *** 里有哽咽的声音。我后来知道，她的父亲在一个月前刚刚离开。
5
在给我们院里的检察官们拍摄制服 *** 的时候，有个快退休的老科长，总说自己头发太乱了、衬衫领子太皱，让给他整理整理。在被他掩饰的认真表情里，我读懂了他对最后一张制服照的情感。
还有那个教我写故事的人。她说，每个平凡的检察官身上都记录了生龙活虎的检察史，因为他们个性不同、经历各异，所以你要找到他们的熠熠生辉，你要相信，每束光芒都有力量。
2012年12月，她轻飘飘地抛给我一句“等我好了，会回来上班的”，然后却因病去世，永远消失于人间。她叫周玥，原苏州市平江区检察院政治处主任。
（作者为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张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