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响起时，杨慧正在炒大白菜。先是嘭！嘭！嘭！几声点射，随后是短促的连射。油和菜混在锅里发出“呲啦呲啦”的声音，马路上混杂着男人女人们受惊吓后的尖叫。响声来自几公里外的一把AK-47步枪。
在乌干达打拼14年，杨慧早已习惯枪声，几乎每个月都会响几次。她淡定的炒着菜，既没有躲起来，也没有趴窗户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几分钟后枪声消退，她已经在吃饭了。
在这个被称为“非洲明珠”的国家，鸣枪是警方和军方驱散人群、制止骚乱的主要手段之一，执法者们享有很高的自由裁量权。这天是3月26日，听到枪声后，首都坎帕拉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尖叫着四散奔逃。
一天前，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新冠肺炎疫情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宣布，立即停运公共交通；立即暂停集市中食品以外的交易；多数 *** 部门改为居家办公等。
“这场危机将教会乌干达人如何在没有过多人参与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穆塞韦尼在讲话结尾引用《圣经》里的故事，号召公众呆在家中。虽然不是强制措施，但在第二天，警察仍然开始驱散聚集的人群……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街头，一名警察在驱散人群。图：法新社。
非常遥远的与非常害怕的
在肯尼亚人乔纳森眼中，新冠病毒曾经离他“非常遥远”。当病毒在东亚和欧洲扩散之时，甚至有传言称，新冠病毒只会感染黄人和白人，而不会感染黑人。
这种乐观或许有其道理。肯尼亚首都坎帕拉距曾经的“震中”武汉9000多公里，距意大利米兰也有5000多公里。到3月初，非洲才有10例患者，此时意大利已确诊2000多人。直到半个月后，乌干达所在的西非地区才有首例确诊病例，同一时间意大利已确诊2万余人。
但情况渐渐不乐观。与乌干达接壤的刚果（金）、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都相继确诊首例患者，“非洲明珠”此时成了“孤岛”。到3月21日，乌干达宣布该国的之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一名从迪拜飞回的男性患者。
截至29日，乌干达已检测523人，其中222例阴性，30人确诊，确诊患者多从境外回国人员中检出。最近有一批接受检测的227人，刚从迪拜等地返回乌干达，其中5人检测阳性。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随后发推特称，“尽管人数在增加，但我仍然很高兴看到大部分回国的人都是阴性，这意味着他们没有感染病毒。但令人担忧的是，阳性的人曾在人群中流动。”
出现首例患者当天，乌干达旋即宣布关闭边境。“早期遏制是防止大规模社区传播的关键。”乌干达马克雷雷大学Sande-McKinnell传染病研究所执行主任安德鲁·坎布古如此解读这项在外人看来有些激进的政策。
乌干达随即上马一系列社会隔离和防疫措施。包括，关闭学校；暂停宗教活动；推迟婚礼；暂停电影院、舞厅等娱乐场所营业；开通举报热线；逮捕哄抬食品价格的“骗子”；与企业合作在各个城镇安装洗手站等。
对于这个医疗资源贫瘠的非洲国家，早期阻断病毒传播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乌干达卫生部官员认为，如果能有效阻断本地传播，疫情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们不设想将有很多病例需要ICU，因为我们将所有努力都放在预防上，正开展许多公共教育和社区运动。”
“没有看到病毒的时候都不害怕，”乔纳森告诉南都，现在乌干达人都很害怕，“知道这个病毒是真的。”
洗手、洗手、洗手
3月中旬的一天，沈宏瑜和同事开车去坎帕拉市郊的一个露天市场采购生活用品。沈宏瑜在乌干达开了一间工厂，除了五名中国管理人员外，其他员工都是乌干达人。
那时新冠病毒还没有传染到乌干达，但周边国家都有确诊病例，乌干达已能感受到紧张的氛围。
开到市场，沈宏瑜发现入口被绳子拦住了，几个管理人员要求他们洗完手才能进去。沈宏瑜去和管理人员交涉，希望能放行，毕竟放在那几桶水在他看来并不怎么干净。
见到戴着口罩的中国人，管理员如临大敌。沈宏瑜在对方眼里看到了惊讶，“那眼神不一样”。交涉的结果是，管理员要求他们必须洗手，沈宏瑜只得回车上拿自己带的瓶装水冲手，又喷了点消毒液。
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开车去了市场另外一个路口，这次却没人拦截，他们直接开了进去。
与中国出动大量人力监督公众戴口罩不同，在乌干达，洗手是更被重视的措施。如果在中国走进一家商店，迎面而来的肯定是额温枪和登记表，但在乌干达，迎接你的一定是洗手。
杨慧在坎帕拉闹市区的市场开了一家日用品店，3月21日乌干达宣布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第二天市场就拉上了警戒线，严格控制人员出入。一个路口有三名管理员站岗，一人拦人，一人拍摄，一人盯着顾客洗手。
乌干达 *** 正与供水企业合作，在坎帕拉市区和其他城镇安装数百个洗手点，以促进洗手。
每个店铺也被要求准备额温枪、消毒液，管理人员会定期检查。额温枪贵且不好买，没有的话只会被管理人员提醒“尽量买”。但若是没有准备洗手设备，店家就要被罚款，甚至关门。
从各国公布的流行病学调查案例看，要求公共场所多洗手对防控疫情有积极意义。病毒飞沫传播的距离有限，有不少患者都是通过间接接触而感染的。
沈宏瑜回乌干达前经历过国内的疫情，“知道病毒有多厉害”。三月中旬那次采购时，沈宏瑜发现市场里面几乎没什么人戴口罩，人们仍挤在摊位前挑选商品。“如果有病人，光洗手有什么用呢？”沈宏瑜感到疑问。
那次采购过去几天，警察就到他的工厂检查，要求他们买消毒水、洗手液，提醒他们经常洗手，如果有人要进入工厂也必须洗手。沈宏瑜又跟警察提起了口罩。“我说光洗手没办法预防病毒，要保持距离，每个人要戴口罩，他们还不怎么相信。”沈宏瑜回忆。
1个口罩=1天工资
乌干达卫生部官网推荐的多项公众防御措施中，排在之一位的就是“洗手”。其后的措施是保持社交距离；避免触碰眼睛、鼻子和嘴巴；若发烧、咳嗽及早就医；打喷嚏时遮挡口鼻等，并未提及口罩。
而在“什么时候使用口罩”的指引中，乌干达卫生部称，健康人只有在照顾疑似或确诊患者时才需要戴口罩；如果咳嗽或打喷嚏，请戴口罩。这份指引还强调，戴口罩必须与手部清洁措施相配合才有效，且必须知道如何正确佩戴。
不过，随着病例数增长，口罩也引起一些乌干达人的注意。乔纳森手里还有三个口罩，如果用完了，他的中国朋友还能送他一些，“太贵了，很多人都会买不起”。
对乌干达的普通人来说，不仅很难买到达标的口罩，买口罩的费用也是一笔重担。但曾经，口罩在乌干达并非“奢侈品”。
“为什么价格这么高呢，因为都清空运回国了。”杨慧告诉南都，当疫情在武汉暴发时，当地华人商会曾 *** 采购，乌干达市场上的N95口罩、普通外科口罩、工业口罩、一次性手套、防护服、护目镜等医用物资被大量邮寄回国支援中国抗疫。
现如今病毒到了乌干达，缺货叠加疫情的后果是口罩价格成倍上涨。乔纳森说，疫情爆发前，普通口罩约为500乌干达先令1个，现在已上涨到5000乌干达先令1个，约合人民币9元左右。
据沈宏瑜介绍，当地普通人一天的收入约为10元人民币，有的人还会更低。“用一天的工资去买一个一次性口罩，很多人舍不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商贩穿行在车流间兜售口罩。采访对象供图。
“在路上碰到认识的乌干达人，没有钱买口罩，也买不到口罩。其实他们也想防疫，但是没有能力。”杨慧补充道。
南都记者注意到，乌干达中国社团联合会在3月17日曾召开一场疫情防控特别会议，提出“中国疫情期间曾经在乌扫货，现在中国产能恢复，于情于理都应该为当地作贡献。”官方披露的会议纪要称，已约定各商会捐赠口罩等物资。
需要说明的是，普通公众是否需要佩戴口罩在学界一直有争论。有观点认为，所有人都戴口罩可以起到充分防护的作用，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但也有专家认为，现有的科学证据难以证明戴口罩对正常人的防护作用，主要作用在于防止感染者的喷嚏、咳嗽传染病毒。同时，都戴口罩可能挤压医疗需求，造成医院和医生缺乏必要的口罩。
“我会告诉孩子，这是1965年的坎帕拉”
周一（23号）早上8点，杨慧照常开门营业。早起没什么生意，店主们就坐在门口聊天。
“可以关门啦，都没生意。”8：40左右，对门的老板走过来说。
“对，可以关门了，等一下就关。”杨慧回应道。
话音刚落，就在对门老板回个头的功夫，有四五个人冲上来把他抢了。抢劫者拉开他的上衣拉链搜出身上的钱，还打了那位老板几下。发现有人抢劫，四周的人围上来看热闹。
杨慧赶紧半关店铺门，叫自家的黑人员工出去拉架，不然围观的人会越来越多。等人群都散开了，她才重新开门营业。在随后的两个多小时里，又有4家店铺被抢。
像这样的“小抢劫”，杨慧已经习惯了，“也不是经常发生”。抢劫者大多只要老板身上的现金，不会进店搜刮。但有的人下手比较狠，上个月就有两个女老板眼睛被打肿了。
星期一这天，大家看情况不对，生意也不好，11点多华人们就纷纷关门歇业。黑人老板看到华人收摊了，也都跟着关门。抢劫不分人种，黑人店铺也有可能被抢。
“之一次来这里做生意的时候，每个老板都会告诉你，如果有人抢钱千万不要反抗，要什么都让他拿走。”杨慧告诉南都，抢劫的出现与当地的经济有很大关系。
对店主们来说，有钱的时候情况还好，一旦生意不好无法雇工人买货、跑腿时，就会比较危险。“做苦力的人没有饭吃就会开始抢劫，”有的抢劫者杨慧虽然不认识，但也看着眼熟，就是在市场里扛货的工人。
杨慧听到枪声的那天，乌干达开始实施商店和公共交通禁令，市场停业，公交车、出租车、“摩的”停运。在此前，酒吧、电影院、舞厅等娱乐场所也被要求停业。
一位在乌干达实习的网友上传的“旧出租车公园”对比图。
随着 *** 施压，坎帕拉平时挤满载客面包车的“旧出租车公园”，如今空空如也。“如果你去过坎帕拉，你就知道这多疯狂，多不可思议。”一位乌干达人在推特上写道。另一名网友开玩笑，“我会告诉孩子，这是1965年的坎帕拉。”
全球疫情也在影响乌干达的经济状况。据乌干达独立媒体《Daily Monitor》报道，当地进出口、旅游、物流、农业等行业将难以为继，有的酒店减薪一半，有的开始裁员。
无论是被裁员还是被停业，都意味着他们没了赖以生存的收入。乔纳森原本在一家酒吧教舞蹈和吉他，现在也没了工作。
“乌干达跟中国不一样，不能 *** 办公，必须去现场。”乔纳森的家庭条件尚好，他还可以找父亲借钱，“但很多人家里没钱，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联合国开发署发布的2019年度《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显示，过半的乌干达人处于多维贫困状态，这意味着他们在教育、卫生、饮用水、供电、住房、资产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
乌干达也面临巨大的贫富差距，首都坎帕拉多维贫困率为6%，而东北部的卡拉莫贾则高达96.3%。
在沈宏瑜观察中，当地的有钱人更害怕新冠病毒，也担心 *** 没有能力应对疫情暴发。“工厂里的人素质比较低，所以问他们也没什么用。”
杨慧店铺的员工学历较高，疫情还没到非洲时他们就交流过。“他们说，如果非洲有了他们只能坐着等死。不一定是病死，如果跟武汉一样封城那么久，乌干达可能动乱，他们也可能饿死。”
随着乌干达出现确诊病例，杨慧给员工预支了部分工资，让他们提前存粮。就在警察鸣枪驱散人群的第二天，市场里当地人的店铺又悄悄营业了。“因为即使关了门，房租还是要照付，他们会付不起。”
不少人都担心，如果继续封锁下去，社会治安会进一步恶化。
难回的中国，呆不下的非洲
3月22日12时，乌干达“封国”，除特殊人群外，任何人不得进出国境。
沈宏瑜原本想处理完生意就回国，现在却困在乌干达。他把工厂封了起来，有能力回家的工人结账送走，其余的暂时留在工厂。他们屯了一个月的口粮，“不敢出去，也怕外面的人过来。”沈宏瑜说。
这位广东籍商人3年前来乌干达开厂生产塑料鞋。这个行业在国内早已饱和，客户赊账多且不易回款，企业难以生存。
2016年沈宏瑜看中了乌干达的商机。乌干达全部用现金付款不能拖欠，虽然从中国运材料比较贵，但整体下来利润还是比国内高一点，资金回笼也比较快，“很吸引人。”
今年1月下旬，沈宏瑜回国过年。在当时，他没注意到即将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还是从美国回来的哥哥那里听到，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新发传染病。
不久后，村子封了，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测体温，这时他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2月中旬，村子解封，他赶紧买机票回乌干达处理生意。彼时，东非地区尚无确诊病例，他觉得乌干达还比较安全，“如果周边国家有病例，我肯定不会过来了。”
沈宏瑜刚到乌干达没多久，输入性病例就出现在这个国家，出入乌干达的通道也随即关闭。沈宏瑜告诉南都，在乌华人比较担心，乌干达医疗设施不足以应对疫情，如果病毒扩散，国家层面将无力应对。
“但也没办法，想回去也回不了。”他说。
路继承则暂时不考虑回国，为了“不给祖国添麻烦。”他在乌干达开了间搏击俱乐部，希望能改变当地人对中国人的观念。
在他看来，既然选择在海外发展，就得坚持走下去，除非疫情暴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新冠病毒刚到乌干达不久，路继承给每个朋友发了条微信，如果需要帮助请随时联系。“既要防着疫情，也要防着因疫情引起的治安问题。”他解释。
杨慧也没考虑过回国。“现在封国出不去，回去了谁在这边看着呢？老人孩子都在国内，万一路上感染了，还要担心传染给他们。”杨慧说。
杨慧14年前就来乌干达打拼。年轻时的她没出过国，只想出来看看。刚到乌干达的时候，她给别人打工，现在她和老公也有了自己的店铺。一路走来，杨慧觉得这个市场，这个国家也还可以。
武汉封城时，杨慧开始关注国内疫情，在今日头条、百度、微信、抖音上一遍遍刷疫情的信息。当疫情在意大利暴发时，杨慧又在朋友圈看到很多人骂回国的人：国家有难时不支援，现在好一点就往里跑。
“每个人的思想不一样，他们要这么想我们也没办法。”疫情到了乌干达，杨慧也担心因为回国而被人责骂，“现在能不回去就不回去了”。
杨慧周围也有人在纠结是否回国，除了病毒的威胁，这边也有她们放不下的东西。十几年过来，她们在乌干达投资很多，也留下很多回忆。对杨慧来说，重新回国创业就意味着脱轨，年龄和家庭的重担也压窄了她们的选择余地。
“难回的中国，呆不下的非洲，”杨慧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在这边能过就过，只能希望一年比一年好。”
截至发稿时，乌干达已有33人确诊。“意大利、中国有很多好医院，但也有不少患者死亡。乌干达现在还没有人因此死亡，但我们不知道一个月以后会怎么样。”乔纳森说。
新冠病毒刚在武汉暴发时，乔纳森曾在当地华人的协助下录过一段视频，“希望中国好起来，抗击疫情，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回想起这段经历，这位黑人笑着说，“现在要喊非洲加油，乌干达加油了。”
（杨慧、乔纳森、沈宏瑜为化名，感谢路继承为采访提供的帮助）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