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与养禽在各代际生产环节，即国内外企业分工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养猪包括种猪繁育环节与商品猪育肥环节。 种猪繁育环节可进一步细分为育种和种猪养殖。育种特指高代际优良原种的选育，种猪养殖则是指对原种猪做进一步的扩繁，产出公猪 *** 、母猪、以及商品代仔猪。
猪的育种也因为技术复杂度非常高，需要长期的研发积累，目前大部分由国外专业种猪企业掌控，国内的个别龙头企业近年来也有所突破。但大多数国内企业都还没有涉足到上游育种环节， 只是从国外供应商处引进曾祖代猪或更高代际种猪，在国内进行祖代、父母代扩繁。这其中，有一部分企业属于专业化种猪企业，他们把国外引进的高代际种猪进行扩繁后，直接向其他企业出售种猪、仔猪，自己不涉足商品代养殖。
还有一部分情况，则属于大型商品代猪企业为了保证自身种猪、仔猪供应，而向上游种猪养殖环节的延伸，产出父母代种猪、 商品代仔猪以自用。部分农户也会为了保证自身仔猪供应，参与到父母代养殖环节，即农户向企业购买父母代母猪与公猪 *** ，自己繁育仔猪。这一点与禽养殖中农户只养商品代不养种禽有所不同。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农户正逐步从父母代养殖环节退出。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养殖技术的发展，由大企业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的仔猪生产，相比农户自己繁育仔猪具有明显的效率差异。这一点体现在行业里最常用的指标 PSY 上面，在非洲猪瘟爆发之前全行业平均 PSY 约为 17， 大型企业 PSY 通常在 20 以上，农户自繁自养的平均 PSY 约为 15。
在非洲猪瘟爆发之后，由于动物疫病影响，以及快速 复产导致大量三元母猪的使用，使得全行业 PSY 普遍下降，进入 2022 年后随着生产恢复稳定、低效母猪淘汰，以及大企业经营占比的提高，使得全行业 PSY 有所回升，达到 21 左右，但大型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
总体而言， 行业在种猪繁育环节仍以企业经营为主。 在商品猪育肥环节，企业自主经营相对于农户经营的比例则不像种猪繁育环节那么高。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个环节上， 企业与农户之间的技术与效率差异，不像种猪繁育环节那样大。再加上企业自建育肥场也需要增加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 不利于快速的轻资产扩张，也影响投资回报率。
因此，近年来众多企业大举投资进入养猪行业时，特别是在前期争抢市场份额的阶段，绝大部分企业都是优先投资发展于种猪产能，在商品猪育肥环节选择“公司+农户”合作养殖的模式。
具体而言，这种合作养殖又以委托代养为主，即企业养母猪产仔猪，并将仔猪提供给农户，并提供饲料、兽药与技术服务，待农户育肥完成后，企业再回收肥猪并出售，在此过程中仔猪及肥猪的所有权都归属于企业。
近年来，也有部分企业在部分区域，会借鉴禽产业的合同操作模式，即将仔猪、饲料、兽药出售给农户（通常售价比市场价格高，以确保农 户不会违规专卖上述生产资料），待育肥完成后，企业再回购肥猪并出售。最后，也有少数企业直接向农户出售商品代 仔猪，但并不负责肥猪回收或回购。
近年来非瘟的爆发与演化，影响着许多企业对商品猪自育肥模式的判断与决策。在非瘟爆发的前两三年里，农户由于防控非瘟的技术与经验不足，再加上设备设施方面的限制，较难达到良好的防控效果，生物安全风险较高。行业里采用一体化自育肥模式的优秀企业通过自育肥环节的精细化管理，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相比农户养殖更优的非瘟防控。
这让很多企业开始考虑在中长期提高自育肥的比例。但近一年来，农户防控非瘟从技术经验到设备设施上都得到了相当程 度的改善，缩小了与企业自育肥在这方面的差距；同时由于非瘟病毒不断变异，变得潜伏时间更长、更难被发现，使得 单体规模更大、动辄上万头存栏的企业自育肥场在防控非瘟时反而面临更大的压力，而通常以两三千头存栏为主的农户育肥场反而更具灵活性，在育肥成本上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再加上众多企业在经过了过去两三年的快速发展之后，无论是在资金储备、还是人才能力储备，特别是自育肥人才能力储备上都较为紧张，因此可以预见，“公司+农户”合作 养殖的模式在未来三到五年里仍将是行业主流的模式。
但也需要看到，随着企业在资金、自育肥人才能力储备上的逐渐恢复，以及在更长期，有越来越多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的自动化、信息化设备在行业里普及，而这些新设备、新技术在企 业自营育肥场中要比在农户合作育肥场中更易得到推广实施，大型企业还是可能继续提高自育肥的比例。
从生猪出栏到下游屠宰环节的连接方式，也是猪产业与禽产业的一大差异。由于养猪的单批出栏数量相比禽养殖较小，小型屠宰作坊也足以消化，使得在早期的发展中，并不存在养猪与大规模的工业化猪屠宰配套发展的较强动机。农 户无论是从养猪企业处购买母猪自繁自养，还是直接购买仔猪，在完成育肥后都可以自主联系猪贩子进行销售，然后再由猪贩子销往屠宰厂或小型屠宰作坊。
即便是近年来规模化养殖比例提高，但大企业的养殖聚落年出栏规模多在 30-50 万头，与常见的规模化屠宰厂至少 100 万头起步的年产能仍有差距。当前大企业的商品猪育肥后，也还有很大比例要卖给猪贩子，少数可以直接对接屠宰厂。
因此，目前国内的养猪与猪屠宰企业也大多是各自独立发展。
由于养猪的时间更长，因此养猪相比养禽具有更加明显且稳定的周期特征。一个“猪周期”通常是 3-5 年，且近年来由于养猪企业与养殖户的规模逐步增大，在行情低迷期的维持能力增强，所以“猪周期”也在逐渐拉长。
自 2006 年以 来，我国已经经历了四个完整的周期，目前处于第四个周期结尾与第五个周期起步中间的过渡阶段。 2020 年，由非洲猪瘟造成的行业大幅减产与高猪价， *** 了一轮养猪产能大投资，再加上全行业非瘟防控水平的提 升，使行业产能与供给快速恢复。由于新产能的投资建设具有一定的周期，且新产能建成之后企业往往希望尽快提高生产负荷率以降低费用，因此尽管猪价从 2021 年开始就出现大幅下行，但生猪产能却在猪价下行后长期处在高位。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在 2020 年底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一直维持在 4000 万头以上。长期的产能过剩也使猪价长期处于 12-18 元/kg 之间的低位。其间，由于 2021 年底到 2022 年初的冬季非瘟影响，叠加行业里新涌现的“二次育肥”现象，使得猪价在 2022 年下半年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并一度在 10 月份出现了 25 元/kg 以上的较高价格，但在 2022 年底又再次跌回 18 元/kg 以下。
另一方面，每年冬春之交的非瘟影响、非瘟导致的猪场改造和防控投入、环保等方面的投入、因国际关系与地缘冲突而持续走高的饲料原料价格、大企业在快速规模扩张之后的阶段性管理效率低下，共同造成近年来全行业养猪成本的普遍提升，行业平均成本线比非瘟爆发之前提高了 3-5 元/kg。面对过去两年中，接近一年半时间都在 18 元/kg 以下的猪价，行业总体上承担着较大的亏损压力。
截至 2022 年末，全国生猪存栏为 4.53 亿头，同比增长 0.7%；能繁母猪存栏为 4,390 万头，同比增长 1.4%，相当于 正常保有量的 107%。但进入 2023 年后，由于猪价大跌与冬季非瘟影响，1、2 月份能繁母猪存栏开始连续环比下降。 2023 年 2 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降至 4,343 万头，未来仍可能继续下降。产能的下降叠加宏观经济、居民消费的恢复， 有望推动猪周期逐步转入上行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