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赢得越多，就越将感染向人群深处推进，灾难性感染暴发的可能性就越大……不管我们乐意与否，我们都被卡在食物链内，既从自然界中索取，也被自然界的其他物种虎视眈眈。 ——威廉·麦克尼尔
病毒是致命的，一些阿拉斯加因纽特村庄的村民顷刻间便失去了性命，他们都没来得及将求救信息发出去。被遗弃的雪橇狗挣脱了锁链， 它们四处游荡，靠蚕食街道上和房屋里病人冻僵的躯体活了下来。病毒从鸟类身上传到了猪身上，然后传染给了“一战”战场上的法国士兵。24个月后，病毒传到阿拉斯加。1918—1920年间，西班牙流感杀死的人数超过了“一战”的死亡人数。
2009年，一场几乎相同的流感疫情暴发了，病毒在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地区迅速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其为流行性疾病；奥巴马总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四种流感毒株孵化出来，在动物宿主身上重组，它们的宿主包括美国鸡鸭、墨西哥猪和亚洲猪，甚至还包括华盛顿州北部的水獭，后来，病毒在墨西哥维拉克鲁斯传到了人类身上。12个月内，病毒席卷了地球上的所有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班牙流感还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
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
在海外，有一名男人希望通过高度机密的信息来换取美国的庇护。他说自己是某国一位现役的高级军事科学家，正在研究某种秘密武器项目，这名科学家一直受命研发一些病菌，例如埃博拉、炭疽、嵌合体、重组体，这些病毒的危害使他恐惧，美国国防部的科学家震惊了，他们觉得难以置信，因为男人透露说有些秘密实验室正在融合及匹配细菌和病毒DNA，来制造噩梦般的疾病：一种经空气传播的超级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会很高。这种新型疾病将像流感一样传播，像天花一样致命，6个月内可带走10亿生命，而且病毒不会就此止步。当时，最聪明的那群人认为科学界远无法制造出这样的嵌合体。他们不相信男人口中的噩梦:安德洛墨达菌株能变成现实。他们不确定男人是否相信自己口中说出的话，反正他们没信。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从内向外腐烂埃迪遇上这件事时，流行性疾病突然在白宫和国家安全机构内部重新备受重视。1995年，在过去被称作扎伊尔的地方，一种可怕的病毒自 1976年销声匿迹后再度卷土重来。埃博拉从茂密的非洲丛林深处爬了出来，患者死亡率达80%。他们倒在血泊里，死状惨不忍睹，就像肉体从内向外腐烂了。十几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充斥着对一种不曾见过的新型感染的恐惧。艾滋病病毒伤害着美国同性恋群体，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虽然掌权者不愿承认，但 *** 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好莱坞促成的。
电影《恐怖地带》
1995年3月，也就是扎伊尔的埃博拉疫情出现的同一月，达斯廷·霍夫曼、勒内·拉索和摩根·弗里曼主演的大片《恐怖地带》上映了。影片中一只携带致命出血性病毒的非洲猴子被走私进美国境内。影片虚构的病毒从动物宿主身上传到了人身上，感染了加利福尼亚一个小镇的居民，这种病毒像流感一样在人与人之间变异传播。影片中，美国 *** 缺乏有效的流行病应对方案，于是下令屠城，以遏制病毒传播，掩盖疫情。值得庆幸的是，几名临时拼凑在一起的科学家英雄最终研制出了疫苗，在千钧一发之际将小镇从军人手里拯救了出来。
直到今天我们也没准备好。死神更爱的伪装是疾病。在疾病面前其他灾难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细菌和病毒带走的人类生命数量远超其他灾难之和，疾病的高发率掩盖了其破坏力。战争也不能跟它相提并论。美国内战中有75万人丧生，超过美国其他所有战争之和，内战过程中，头号杀手是疾病而非战斗。仅在2014年，艾滋病就夺去了120万人的生命；自艾滋病暴发以来，死亡人数为3900万，比加利福尼亚州人口总数还要大一些。另外，目前有3600万人口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或患者，其中包括260万儿童。 疾病一直都是人类更大的杀手，其严峻性并未被忽视。医疗健康是全球更大的产业之一。那么，疾病是如何不断恶化的？这里是否真的存在卡珊德拉？
西班牙流感暴发于1918年，持续时间不足三年，其间地球人口总数的5%因之丧生。死亡通常来得很快，感染者也许早上还精神不错，但第二天太阳升起之前便已撒手人寰。这种疾病太致命了，为此它也断掉自己的后路：感染者死亡速度太快了，他们都来不及传染别人。约 30%的世界人口感染了这种流感，5000万人死去，美国的死亡人数约为 70万。相较而言，“一战”的死亡人数不足900万，“二战”的死亡人数 5500万。大约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科学家虽然进行了不计其数的研究，包括对病毒的RNA进行基因测序，却始终不能完全理解西班牙流感为何以及如何致命。这种不知无疑使专家感到不安。科学界给出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
流感病毒变异
科学界解释说这种致命流感同H1N1，平常所说的猪流感几乎完全一样。H1N1是甲型流感病毒的子集，甲型流感病毒也就是每年上百万美国人感染的两种季节性流感病毒之一。事实上，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感染范围如此之广，使得它成了几乎所有的现代流行性流感菌株的基因鼻祖。这些变种在基因上非常相似，这样一来，西班牙流感超强的病毒只需改变三个不同的RNA编码的蛋白质便可卷土重来。流感的新变种在杀伤力上还无法匹敌1918年的流感，但在过去许多案例中，病毒的杀伤力已经非常接近了。1957年，一种消失了65年的流感病毒在亚洲被发现。因为其休眠期长，所以世界上很少有人对其有免疫力。在两次死亡潮中，约150万人丧生，其中包括7万美国人。2009年流感疫情大暴发夺走了30万条生命。这种病毒是四种已知的甲型流感病毒菌株的基因重组，其中两种菌株来自猪，一种来自鸟类，一种来自人类。
流感的适应力令人惊异。它能迅速改变致命性和传播性，而且与其他疾病相比，它做好了从动物传到人体的准备。每天都会出现新的流感变异体，有些传染性很强。针对2009年致命流感感染者的测试发现，病人在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后，病毒每天都会进化。
杰弗里·陶本伯杰和同事安·里德更先对西班牙流感进行了基因测序。他带领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着准备，以备战下一次流感疫情暴发。陶本伯杰说道：“如果从历史记录来看，那么，是的，新一次疫情会发生，但问题是它何时会发生。”流感从本质上而言是传染性很强的，但只有在致命性不那么强的时候，它的传播范围才最广。过快地消灭宿主使得病毒难以更大范围地传播。陶本伯杰担心动物流感能实现跨越，也就是实现“家畜流行病转变”，然后可以在人类间传播。这种病毒在宿主动物身上杀伤性不够强，但对人类是致命的。禽流感是 H5N1的一个版本，它能够感染人类，致死率超过60%。好消息是H5N1还不能由人传染人。这种致命流感能获得由人感染人的能力吗？
2011年，在荷兰鹿特丹市市中心的伊拉斯谟医学中心设计了一系列试验，促使高致死率的H5N1突变，变得可以经由空气传播。试验中只有5种突变使得H5N1可与人类呼吸道细胞 进行结合，这样一来，病毒便可通过呼吸、打喷嚏、被污染的门把手等 方式传播。他利用雪貂作为孵化器，其鼻子作为临时培养皿，迅速地将被感染的唾液传给另一只雪豹。在几周内，他创造了一种同西班牙流感一样传染性强、同时致死率可高达其20倍的病毒。这种病毒有可能导致人类灭亡。
这次实验饱受批评，因为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的一家正常运转的医院里进行了如此危险的试验，试验过程中，未使用复杂的工具，这些工具几乎所有实验室里都有，且消费者很容易买到。另外，实验室公开发表试验结果，试验步骤，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实验室都可以按照其步骤来制造这种超级病毒。
抗病毒药奥司他韦（达菲）
罗伯特·G.韦伯斯特是一位“病毒捕手”。他已经研究出了引起人类传染病疫情的流感病毒如何在鸡、猪、鸭和其他动物间传播。他的研究颠覆了之前的理论，即新的流感菌株是人类流感病毒基因重组的结果。这样说来，人类对这些动物源菌株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抵抗力，所有人类个体的防御系统都是 *** 且脆弱的韦伯斯特的发现无疑吓坏了他。几十年来，他一直对大规模流感的发生敲着警钟。“这一次病毒约有50%的可能性学会如何在人类间传播。”韦伯斯特说道。“我们不能一直期待H5N1不会在人群中传播， 也不能期待如果它在人群中传播，其致病性会衰减，这样的代价将会是非常高昂的。非典型性肺炎是因早期病例的监测和隔离而被阻断的，但是流感从初期就有传染性，不能通过类似途径控制。”
如果富希耶的H5N1病毒走出了实验室，或如果自然界中有类似病毒出现，那么其对人类文明的破坏力是难以估量的。即使H5N1同西班牙流感病毒一样，感染率为30%，死亡率为2%，那富希耶的超级病毒也可导致4200万人口丧生。然而，韦伯斯特认为这样的数量估计值低得愚蠢。既然富希耶已证明了其病毒可以由空气传播且不会被削弱，那致死率为何会降低？韦伯斯特认为死亡人口应为35亿。“社会就是接受不了全球一半的人口会被消灭这样的事实。我认为我们必须直面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我的结论使人们感到恐慌的话，我很抱歉，但是那是我的责任。”韦伯斯特说能够预测大规模流感会袭来，但是要预测病毒暴发的时间和类型几乎是不可能的。“困难在于我们不能进行精确的预测。我们看到了病毒来袭的可能性，我们做好了应对H5N1的准备，但实际暴发的是H1N1。于是公众开始觉得‘这些人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H7N9就大举进攻，且传播速度更快。我们无法预测哪种病毒会在何时学会在人群间互相传染。”
韦伯斯特用数据说话，有理有据地发出了预警，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接受他的结论。“相关信息已经积聚数年了。科学界已经了解了流感病毒有能力从野生鸟类向人类传播，并造成可怕的后果，”他说道，“但是公众开始怀疑我们，因为我们预测不到疾病暴发的具体时间。这真是令人沮丧。”他相信决策者难以再接受新的成本高昂的解决办法，因为早前，流行病学家预警H5N1将会在2009年暴发，但事实上暴发的是H1N1疫情，世界各地30万人口丧生，专家的预警代价高昂。“2009年，我们花费巨资储备奥司他韦。他们预测到了H5N1，巨资购买了保单，但最终并无用处。”自此之后，决策者认定了储备奥司他韦是无用功。正 如韦伯斯特所说，这次事件损害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名誉，让建议 *** 做好准备应对流行病暴发的专家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随着我们对寨卡病毒认识程度的加深，这一事实也逐渐显露了出来。2016年席卷拉丁美洲的蚊媒病毒。这是种非常可怕的病毒，但是公共卫生资金并未到位。劳里·加勒特能毫不费力地吸引观众的目光。她有30年的数据和经验，可用来解释下一场致命的传染病会如何杀死数亿人。她研究过所有的以保卫我们免受全球疫病侵袭为使命的组织，也向它们提出过建议，因而她非常清楚这些组织并未准备好。她信心满满地讲述了一个惊悚的故事：社会并未做好应对新的超级病毒的准备。加勒特写作、做广播、也参加倡议运动，她是唯一一个赢得了普利策奖、乔治·伯克奖和皮博迪奖三项大奖的记者，这是令人艳羡的成就。然而，很少有人愿意倾听她的警告，更别说付诸行动。
HIV艾滋病毒
她离开了实验室。听说对记者而言报道战事是最艰难的事，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她选择前往非洲做一名战地记者。“我在美国见过穷人，但那同非洲的贫困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之前从未见过大规模的儿童死亡，也从未经历过儿童在我怀里死去。头号杀手不是战争，是麻疹。”加勒特看到了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空缺，她感受到了责任。发展中国家数百万民众因感染了传染性疾病而奄奄一息，然而，美国的许多大学裁撤了细菌学系，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传染性疾病已经被征服了。回到美国之后，加勒特成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一名科学记者，她闯进了另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的核心。
“我们办公室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肉市’，因为白天那里是一片仓库区，晚上那里是同性恋男性的聚集区……那里有一种诡异的癌症，它消磨着健康年轻男性的生命，让他们骨瘦如柴。”“之一个官方说法为同性恋癌症……在眼看着这些同性恋男性生病然后死去的3个月后，我确信这是一场传染性疾病，但是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加勒特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她觉得有必要敲响警钟。她说：“我别无选择。我决定报道这件事。”她成了之一个报道这一疾病并发出预警的国内记者，这一疾病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那时美国陷入了恐慌。国家级别的官员呼吁将艾滋病患者投进集中营地，并给他们文身。
我在各种前线进行着战斗，却感受不到来自组织的支持。但是，我在外面遇到的那些英雄使我深受鼓舞……他们中有医生和护士，还有社工，他们与性工作者和潜在风险人 *** 流。他们真是太优秀了。” 加勒特针对艾滋病发出警告、传播相关知识并采取应对措施，她一直处于先锋位置。随着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变成了全球危机，加勒特成了一种全球性力量。
可悲的是，最初几十年里，国际社会做出的反应是非常失败的，许多生命就在这不称职、不作为中逝去了。加勒特针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提出的警示是有预见性的，但是政策制定者花了太长时间才抓到问题的核心并齐心协力予以应对。在同艾滋病斗争过一段时间之后，加勒特又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疾病暴发，她的 *** 继续推动着她事业前进。她说她预见到了新疾病出现和旧疾病卷土重来的步伐不断加快。她相信这不是巧合，她认为世界已失去平衡，致命灾害在不断增加。
20世纪40年代青霉素的引进和抗生素时代的开启被广泛认为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大重要进展。此前，脑膜炎、肺炎、肺结核，甚至是割伤或抓伤的伤口感染都相当于判处人死刑。医院里满是等死的病人，医生也都无能为力。青霉素开启了一段令人振奋的时光：人们开发出了愈加强效的抗生素，几乎根除了许多疾病，人们曾一度希望人类已经完全战胜了细菌。 在过去的20年内，人类主宰细菌的希望变成了不断增长的恐惧，人们担心抗生素失去了疗效。抗生素的过量和不恰当使用导致病毒产生了耐药性。更高的剂量和更强效的抗生素导致了威力更大的、具有多重抗药性的病原体的产生，这些病原体是各种类型的细菌、病毒、真菌和原 生动物等。目前已有上百万人死于耐药性细菌。
生物武器的王者“炭疽”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这一严峻威胁不再是预言，它是世界各个地区都正在上演的现实，它能影响到所有人，不管你身处哪个国家，处于哪个年龄。耐药性，即当细菌发生变化时，抗生素失去效用，无法再帮病人应对感染。 它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公共卫生威胁之一。”过去，由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薄弱，穷国是耐药性的重灾区，现在美国国内这一威胁的形势也变得严峻起来。2016年5月，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宣布在国内发现了之一例对所有抗生素都有抵抗力的细菌，它连最后几道防线都突破了。2015年时在中国发现了一些案例，不幸感染这种细菌菌株的人的生存概率与20世纪早期的病人相差无几。医生只能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同时任由细菌在病人体内横行霸道而束手无策。
加勒特不仅关注自然界中出现及再次出现的疾病，她还同样关注人类可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自从“9·11”事件发生后，她意识到一个问题，即如果恐怖主义者不介意自杀的话，那么可以想象他们也不介意被自己投放的生物武器感染。这也就解决了一个难题，即疏散难题，这个问题一直被视为阻碍恐怖主义者使用类似武器的关键障碍。有效地投放生物武器一直被视作十分困难，它妨碍着恐怖组织采取类似 *** ，但如果恐怖主义者不介意与受害者一起死去的话，这个障碍也就不复存在了。
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
担心恐怖主义者使用生物武器不是杞人忧天，类似事件已经发生了。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事件就是一个例证。情报机构从未听说过奥姆真理教，直到1995年它在东京地铁里释放了沙林毒气化学武器，导致13 人死亡，54人以上受伤。它的创立者麻原彰晃，之前在一家瑜伽工作室做 *** 和针灸师。他还启动了规模更大的私人生物和化学武器项目。1995年埃博拉疫情暴发获得了克林顿总统的关注，正是在这一场疫情之后，该组织的40名成员装扮成救援人员来到扎伊尔，以获取被病毒感染的血液，用来制造生物武器。幸运的是，他们没能获取到血液样本。更可怕的是他们曾试图利用基因工程手段来生产一种致死率更高的炭疽病毒。
炭疽病毒杀人迅速，但要消灭这种病毒绝非易事：不幸吸入炭疽孢子的人中，85%会死去。这是一种顽强的物质，能在受害者的尸体上存在几百年。“二战”期间，英国人在苏格兰格鲁伊纳岛的羊群上空投放了炭疽炸弹。40年后，小岛依然是污染区。英国人用300吨福尔马林溶液冲洗了小岛，但直到4年之后，小岛才被视为足够干净，可供人类参观。
1989年，参与俄罗斯生物武器项目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描述了如何将不同的炭疽菌株糅合进一个抗疫苗和抗治疗性能更强的超级菌株内。评审这篇俄罗斯文章的那所日本农业大学里有奥姆真理教支持者。1992年，邪教组织终于获得了一株炭疽菌株，他们搭建了简陋的实验室，开始了工作。他们最终生产出了大量的融入了炭疽的泥浆。
1993年，为测试其杀伤力，他们在东京一个拥挤的町里两次从屋顶上将其洒落。对无辜的居民而言幸运的是，邪教组织获取的是兽医的炭疽菌株接种疫苗，对人类无害。还好，他们擅长 *** 和针灸，而不擅长将炭疽制成武器。从奥姆真理教事件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不是它失败了，而是邪教成员被某些超级病原体的巨大杀伤力所吸引，试图引发一场大规模传染病。他们应该不是最后一批有这种想法的人。
基因编辑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有着相当高的风险
还有基因编辑技术的风险。它更大的威胁可能是它可以被用作生产致命疾病的工具。即使 是像韦伯斯特一样每天同大自然重组流感病毒的力量抗争的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在面对人类通过CRISPR进行基因重组时，也感到晕头转向。“我们该如何处理它？我不确定我知道答案。你不能将妖怪再放回盒子里，”韦伯斯特说，“我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让必要的引导措施和安全措施到位，来保护社会，使其免受歹毒之人的破坏，因为未来做邪恶的事情将容易得多。”在非洲时，加勒特曾坐在地上怀抱着婴儿，看着他们死于霍乱；她曾戴着纸质医疗面具，看着鲜血从埃博拉病人眼中喷涌而出。当被问及她对CRISPR的看法时，她停 顿了一下说：“啊……我的天……对于科学界是否应该停止利用这一技术有过严肃的讨论，或许之前我们还可以停止，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
但是现在，外面有竞争性武器项目，孩子们也在‘制造’着此前不存在的微生物……”加勒特知道CRISPR技术会一直存在下去，但她坚持认为出色的公共卫生监控和应对系统是保护人类不受人造细菌侵扰的唯一途径。
人们最常被问的问题是：‘正在逼近的是哪种疫病？’没人能准确地预测到底会发生哪种疾病。大多数观众对这一答案都非常不满意。威胁可能来自巴基斯坦或某个疯狂的地方的生物安全水平3级和生物安全水平4 级实验室，这些地方充斥着地球上最危险的病原体……比如说，寨卡病毒，黄热病，大流行性流感……
当下一次大瘟疫来袭时，真正重要的还是我们公共卫生系统监测和应对的能力，这才是对人类真正的考验。